▲安叔的茶桌
安叔走路一瘸一拐，身体摇晃。楼下简易茶桌旁，他手上带着两处愈合伤痕，递来茶杯时低声说：“不敢泡茶，怕你们嫌弃。”有邻居经过，他立刻收声，待脚步声远去，才重新开口。
不久前，他刚完成股骨头置换手术。为控制艾滋病病情，长期服用替诺福韦的他，也承受着药物副作用的苦果，最终导致股骨头坏死。像安叔这样的处境，并不是个例，正悄悄围绕着越来越多的老年HIV感染者。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尽管我国艾滋病疫情总体仍处于低流行水平，但新发的老年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占比却持续上升。据报道，今年广东、浙江等地的高龄HIV病例占比均明显增加，其中浙江今年新发HIV病例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已占到39.2%。
为什么老年人群感染HIV的比例在攀升？他们遭遇着怎样的困境？该如何看待和预防HIV？近日，多名老年HIV感染者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怕像她一样走得快”
51岁的阿炳确诊感染艾滋病时，CD4细胞计数只有10个。
CD4细胞是免疫系统的“指挥官”，健康成年人通常在500至1500个之间，低于200即进入艾滋病期，免疫系统会被破坏，常伴随机会性感染。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治疗，阿炳的CD4数值恢复到100个左右，但畏寒症状愈发明显，即便是酷暑，他也从未穿过短袖，夜晚睡觉必须盖一床厚被子才能抵御寒意。
对死亡的恐惧，是艾滋病感染者确诊后首先要直面的心理关。
二十多年前，阿炳因一段跨国婚姻感染艾滋病。起初他误以为妻子是普通感冒，直至病情恶化就医，才被确诊为艾滋病，确诊后仅半年便离世。阿炳也接受了检测，结果同样显示感染，起初他并未感到恐惧。
“真正怕起来，是我自己发病的时候，整个人昏昏沉沉不省人事，那时候才怕自己也会像她一样，很快就没了。”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家庭，他的两个儿子均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小儿子在16岁时便不幸离世。
▲阿炳在老宅
55岁的安叔被确诊感染HIV时，血液中的CD4+计数只有个位数，他在医院靠进口白蛋白维持免疫力。彼时治疗费用高昂，1万元仅能支撑3天的治疗开支，经济压力、身体痛苦、心理负担让他不堪重负。他回忆，当时同病房的另外3名病友也因看不到希望，一同计划过放弃治疗。
然而，从死亡线上被拉回后，这些老年感染者还要与病毒、药物副作用和衰老的身体进行斗争。
药物副作用大幅改变了阿炳的生活轨迹。因长期服用抗病毒药物，他患上严重贫血，已经六七年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如今，他只能在家放牛，生活上还需依靠年迈的父母照料。
▲阿炳的背影
不久前，安叔刚做完股骨头置换手术。他长期服用替诺福韦控制病情，这款药物可能引发骨密度下降等问题，最终导致他股骨头坏死。更让他无奈的是，手术前曾被当地一家医院拒诊，后经志愿者多次协调沟通，才成功办理住院。
69岁的蒲爷在老年才确诊感染艾滋病，6年前用药初期遭遇明显副作用，当时服用的药物需每日4粒，频繁头晕让他站不稳，尤其上夜班时严重影响工作。这种不适持续了四五个月，身体才逐渐适应，“后来换成一天一粒的药，才慢慢好起来。”
63岁的王姐服药近二十年，长期用药导致转氨酶偏高，体重也出现异常增加。她回忆，最早服用的一款药物曾让她严重消瘦，“瘦得跟鬼一样”，后经医生评估更换药物才有所缓解，“但现在转氨酶还是高，身体也不如以前利索。”
整体来看，受访的老年感染者中，除阿炳为婚内接触感染、子女为母婴传播外，其余均与性传播相关。泉州市红丝带志愿者协会秘书长谢汉瑜，从事艾滋病防控工作已25年，长期研究隐蔽从事非法性交易的人员群体中的艾滋病传播并进行干预，他遇到的年龄最大的HIV感染者是一名83岁的老人。根据他的调查，2000年后，当地约98.7%的男性HIV感染者是通过婚外性行为感染。
老年人感染HIV比例上升并非单一原因造成。他分析，这一趋势的出现，首先是检测覆盖面扩大，让更多隐匿病例被发现；其次，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身体硬朗但性需求长期被忽视，性安全意识未能同步提升；再者，传染源数量持续增加，使得感染风险进一步上升，老年群体的感染多与低档场所非法性交易相关。
“但很多老年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会感染这种‘年轻人的病’，既没有防护意识，也羞于了解相关知识。”谢汉瑜提到，低档场所的卖淫人员主要服务对象就是中老年人，尤其是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减少后，周边中老年人成为“主要客源”，“这些场所多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小茶馆，交易价格低、隐蔽性强，干预难度极大”。
熟人绕路、被理发店拒绝
孤独，是阿炳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事情。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只愿待在阿炳弟弟的房间，极少踏入他的住处。“一年到头没什么人来家里喝茶说话。”走在街上，熟人看到他会刻意回避，不愿主动打招呼。去理发店，也没人愿意为他服务，他只好自己买了剃须刀，平时就自己刮头发。
▲阿炳所居住的村庄
他花了3年时间，才慢慢接受这种被孤立的现实。也正因为这份孤立带来的顾虑，以前外出打工时，他总会随身揣着创可贴，若不小心划破皮肤流了血，就第一时间处理干净，避免自己的血液被别人接触到。
王姐确诊后，其病情在老家村落传开，此后她便极少回娘家。为了避免孩子嫌弃，她至今没敢告诉子女自己的病情。
HIV感染者的压力，也会不可避免地传递给家属。小婕的父亲被查出感染艾滋病不久后去世，母亲至今已患病二十余年，小婕为照顾母亲曾休学一年。小婕从小养成防护意识，避免与母亲共用牙刷等个人物品，共用厕所时会额外冲洗消毒，看到母亲的经血垃圾袋会让母亲扔掉。“她要是突然间手受伤了，我也会害怕她做的饭能不能吃，会有一点敏感。”
小婕回忆，母亲患上HIV，一度导致她从小就自卑，“那时候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抬不起头来。”小学时，有同学把鸡骨头扔到她碗边，同村邻居因言语挑拨，拒绝搭载她上下学。
即使现在长大成人，母亲的病情仍是她婚恋中的一道隐秘障碍。她与男友处于谈婚论嫁阶段，但始终没敢告知对方母亲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计划稳定后再说。
“有家庭因为家人感染艾滋病，把患者分餐隔离，甚至不让上桌吃饭；有的感染者死亡后，找不到人抬棺，连亲戚都避之不及。”谢汉瑜提到，老年人感染后的歧视压力更大，“他们要教育孙辈，爱面子，一旦病情暴露，可能再也不敢出门见人。”
学会“与病毒共存”
一些老年感染者慢慢摸索出与体内病毒共存的方式。
王姐每天7点多起床，照料家中的4只猫、1只狗，然后9点去单位上班，做调度工作管理着二三十人的团队。她主动加入志愿者团队，和朋友们一起包粽子，开车送到福州的病友手中，用自己的故事开导那些和她有相似经历的人。
“它不侵犯我，我也不排斥它。”王姐的CD4数值稳定在770个左右，这是一些健康人都达不到的指标，也是她规律治疗的成效。她说真到了要走那一天，要么把自己奉献给医学，要么就把积蓄都花掉，潇潇洒洒离开。
蒲爷在确诊后，便和妻子分居两处。他目前在一家物业公司担任保安，已经工作了四五年。尽管需要两班倒，但他凭借良好的工作表现，即使超龄也被公司继续聘用。“我喜欢上班，每天能见到人、说说话，比在家一个人憋着强。”
▲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与朋友一起吃饭
林大叔发病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无法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平日里只能偶尔帮朋友搭把手，卖些零散的茶叶。他和妻子之间，也曾因感染源头产生过矛盾。妻子怀疑他在外有不当行为，这场争执持续了3年。直到后来，两人不得不共同面对病情的重压，才缓和关系。如今，妻子的身体状况比他好很多，工作常年需要加班至深夜。他便独自看看电视、听听广播。
谢汉瑜强调，这些感染者的经历证明，HIV并非生命的终点。“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很多感染者健康生活着，有的还在正常工作。只要坚持服药、定期检查，就能有效延长寿命，甚至病毒载量降低后，传播风险也会大幅下降。”
掌握预防知识就是最好的“疫苗”
二十多年来，谢汉瑜带领志愿者深入26个性工作者集中的社区，“这些场所隐蔽性强，相关人员警惕性高，刚开始去的时候，有人扔石头吓我们。”为了建立信任，他们发放安全套，还会送些小礼品。通过持续干预，这些场所的安全套使用率大幅提升。
但谢汉瑜也发现，老年群体的防护干预难度极大，“很多老人进行非法性交易时坚决不愿用安全套，觉得艾滋病的潜伏期有十年，而他们活不了十年，没必要。”
让谢汉瑜忧心的是，老年人群主动检测率极低。“老年人要么觉得自己不会感染，要么觉得年纪大了无所谓。”他提到，晚发现不仅影响治疗效果，还会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感染后没及时发现，就会成为新的传染源。”
采访中，一位司机师傅坦言，自己一直很担心遇到HIV感染者而不知情，“我肯定想知道对方是不是感染者，不然心里不踏实。”但实际情况是，在恐惧面前，要求每个人都把陌生人当作潜在感染者去防护，似乎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选择，而要求感染者主动开口告知病情，更像是一种奢望。
谢汉瑜认为，核心在于全社会共同发力，家庭要多关心老年人，社区要丰富老年娱乐生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将防艾知识纳入公民健康素养培育，尤其要针对老年人开展通俗化宣传；医疗机构要消除歧视，为感染者提供平等的诊疗服务，落实抗病毒药物的优化与供应。
政策也在不断优化与完善。2023年，长效注射抗艾方案在国内获批，相比每日服药，不仅能更好地保护感染者的隐私，还能减少因漏服导致病毒反弹的风险。2024年底，国务院印发了新的防治规划，将艾滋病预防知识纳入公民健康素养培育内容，着力提升全民防艾意识……
“掌握预防知识就是最好的疫苗。有高危行为的人要定期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感染者坚持服药，病毒载量控制后，传播风险会大幅降低，还能健康生活很多年。”谢汉瑜希望通过科普消除大众误解，“日常生活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一起吃饭、聊天、共用厕所都没问题。”
技术和政策在不断追赶，试图填平这道鸿沟。而在那之前，这些逐渐老去的HIV感染者，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在缝隙中寻找尊严。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最专业的股票配资，以上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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